以“红色人物”为依托的主角形象塑造 以“红色史实”为基础的事实叙事逻辑 以“红色信仰”为底色的诗意主题表达 结 语
《堡垒》在视听景观的建构过程中，通过对事实逻辑与信仰诗意的不断探索，为新时代红色电影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创作理路。无论是从人物塑造、故事结构还是从视觉奇观和主题表达方面来看，《堡垒》都为现实主义题材的影视创作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视听景观建构范本。在宏大叙事与人性思考之间，《堡垒》凭借对新时代红色电影视听景观建构的不断探索，实现了对现实主义创作观念的有效突破。就当前而言，以红色资源为对象而拍成的影视作品不可胜数，如何打造出一部既有主流价值追求又有市场号召力的主旋律精品力作，成为了影视创作者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在此背景下，《堡垒》以“红色人物”为依托，以“红色史实”为基础，以“红色信仰”为底色，在视听景观的建构上将独特的叙事方式和创新性的叙事手段融于一体，成功实现了事实逻辑与信仰诗意相交融的视听景观建构，难能可贵。
《堡垒》以“红色人物”为依托精巧设计了真实可信的主角形象。在真实的历史中，“韶山五杰”原名分别为：毛福轩、毛新梅、李耿侯、钟志申、庞叔侃，其中，毛新梅从父学医，长大后成了一名医生。李耿侯曾与毛主席一起在韶山学习，他们是同窗好友。后来李耿侯在衡阳税务局任职两年，辞去公职后回到了家乡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成为一名先生。钟志申秉性刚强、颇有胆识，他曾带领家乡农民毅然开展了反抗地主的斗争。以“韶山五杰”为原型，电影《堡垒》明确了“韶山五杰”人物形象的历史定位，并对此进行了匠心安排。因为剧情需要，同时也为了表达对烈士的尊重，《堡垒》对“韶山五杰”的名字作了微改，将他们名字中的一个字进行了改动，毛福轩改为毛稼轩，毛新梅改为毛雨梅，钟志申改为钟子申，等等。但是，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先生”“医生”“狂生”“学生”却是根据“韶山五杰”的历史身份和人物特征而巧妙设计的，这让《堡垒》的人物形象设计更为真实可信。
不过，“电影艺术的美学基础虽然是讲究逼真性和纪实性，但这并不妨碍在创造一个假定性戏剧规定情境下的逼真感。”换言之，电影强调真实，但这种真实可以是通过剧情设计所传达出的真实感。在现实题材创作中，如何使“红色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立体，成为了影视创作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事实上，电影《堡垒》的确在充分尊重红色人物的基础上对“韶山五杰”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创造性设计。它从不同的侧面对影视人物形象进行了深入刻画。
首先，在故事主线中，《堡垒》将“红色人物”设定为“韶山五杰”等革命志士，通过一系列多重反转的剧情推进完成了对“红色人物”形象的塑造。毛稼轩作为影片的主角，以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参与到中共韶山特别党支部创建之中。一方面，他是一名有着坚定信念的共产党员。在面对严刑拷打时，他始终抱定视死如归的意志，认定革命一定会成功，共产党一定会胜利；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名能够坚守信仰的人民英雄。面对生死考验时，他毫不畏惧，斗智斗勇，永不放弃，永不逃避。他最终以牺牲自身的生命换来了秘密任务的圆满完成。这种以“牺牲”为代价而赢得“胜利”的方式，展现了共产党人对信仰和使命的忠诚。
其次，在“红色人物”形象塑造中，《堡垒》将“韶山五杰”塑造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在毛稼轩身上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冲突。他不仅具有坚定信仰和英勇无畏的精神品质，还对革命战友有着极强的关心和爱护。在面对生死考验时，他既能勇敢面对、毫不退缩地解决问题，同时又能对自身犯下错误而后悔自责不已。正是这种矛盾和冲突性的角色塑造方式，才使得毛稼轩这个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
此外，《堡垒》还通过对角色个性、成长轨迹以及性格特征等多方面内容的考量来塑造“韶山五杰”的形象。女医生丁一真是五位勇士之外的地下党员，她和沈卓宜的较量贯穿于大部分剧情，她是转运奎宁行动的关键人物，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柔韧展现了特殊战线的英雄之美，同时也折射出反派人物沈卓宜的阴险狡诈。女医生的塑造丰富了剧中人物形象的类型，提供了多样化的审美体验。“女医生”人物形象的塑造，让其既符合剧情的整体需要，更富于显现“地下斗争”的惊险与复杂，乃至更切合革命战线的广泛性。
最后，《堡垒》在对主人公形象塑造时还通过不同侧面展现了其复杂的性格特点。首先是对主人公所处时代背景下矛盾冲突和人性弱点等多个方面进行刻画。在毛稼轩所处的战争年代，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致使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与冲突：地主与民众之间存在难以调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个人与集体之间同样存在难以调和与无法克服的矛盾，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主人公必须要为这些矛盾和冲突做出适当选择。主人公所处时代背景下各种矛盾冲突和人性弱点等方面的刻画也正是《堡垒》对现实生活中“红色人物”形象塑造过程中所需要关注和表现的内容之一。《堡垒》通过对侧面描写方式的运用，使主人公形象更加丰满立体、有血有肉，同时也使“红色人物”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从内容上看，《堡垒》的核心叙事基调是“韶山五杰”的红色史实，正是这种以“红色史实”为基础的事实叙事逻辑才能更好地彰显出影片的真实性、触动性和经典性。毫无疑问，源于现实的影视素材离不开现实主义的影视化表达，理论家罗热•布西诺认为，“现实主义”概念所代表的意义十分广泛，它可以分为辩证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印象主义的现实主义等多种形式，电影理论家热拉尔•贝东对布西诺的观点较为认同，他进一步指出，“严格地讲，可以说任何影片——如同任何艺术作品一样——都是现实主义的。”很明显，现实主义与影视作品之间是一种共存关系，它们是不可分割的。《堡垒》作为一部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历时三年锤炼而推出的红色经典影片，它以1925年6月毛泽东同志亲手创建的，我党历史上最早成立的农村党支部之一的中共韶山特别支部为故事原型，讲述了特别支部的第一批共产党员“韶山五杰”从在韶山创建兴起党支部，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到投身地下党工作，成为卧底同国民党斗智斗勇的故事。可以说，电影《堡垒》便是这样一部能精巧处理好现实主义题材与影视化表达之间关系的影视佳作。
《堡垒》巧妙将“韶山五杰”的光辉斗争事迹融于电影之中，让我们再次深刻感受到了英雄们的为民初心和崇高使命。以“韶山五杰”之一毛福轩为例，毛福轩曾从安源回到韶山协助毛主席开展农民运动，后任中共韶山特别支部书记。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他被迫去上海，后来化名打入国民党金山县警察局当警察，之后任金山县警察局分局局长，在此期间，毛福轩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后因上海党组织遭严重破坏，毛福轩因叛徒出卖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之下毛福轩始终坚贞不屈，他继而被迫害。在电影《堡垒》中，毛稼轩这一影视主角的原型便是毛福轩，可以说，毛稼轩在影片中的角色设定和主要斗争事迹都与毛福轩的人生轨迹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影片中，中共韶山特别支部创建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以及党的需要，毛稼轩从家乡韶山出发继续从事党的活动，他化名庞德甫打入金山县警察局担任金山警局分局长，他在从事党的秘密活动中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信念坚定，百折不挠，忠贞不渝，展现出一名中共党员一心一意为国为民的初心和使命。此外，《堡垒》中“狂生”钟子申带领民众平粜买粮的影视情节也取材于“韶山五杰”之一钟志申的真实英雄事迹。
从形式上看，《堡垒》在笃守“红色史实”的同时，它还实现了对新时代红色电影叙事模式的创新。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章节性叙事。电影《堡垒》并未采用传统电影一镜到底的叙事套路，而是以书本结构的形式将电影设为五个章节，分别是：第一章：先生；第二章：医生；第三章：三天；第四章：狂生；第五章：学生。这样的形式设计可谓独具匠心，这既能突显出影片的角色特征，又能彰显到革命过程中党内部的先生、医生、狂生、学生等不同群体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电影观众的观影过程也就如读者的观书过程一样，既新奇又引人注目；其二，非线性、多视角叙事。《堡垒》并没有运用线性叙事的方式来诉说故事，而是以非线性叙事的形式对故事情节进行展开。也就是说，影片并没有按历史的时间顺序推进，而是具有跳跃性、交叉性的。不仅如此，影片中的叙事镜头也是多视角的，它不仅仅有平视的视角，还有仰视以及俯视的多重拍摄视角，给观众带来不同的视觉体验；其三，多元素交融叙事。《堡垒》在视听景观建构上通过对谍战场面、博弈情节等内容进行精心整合和改造，比如更加注重身体感官的刺激，突出强调作品对情感的诱导与紧张气氛的营造，完成了对红色影片视听景观建构方式和叙事内容上的创新与突破。同时，创作者努力克服台词平白、无悬念、一般化的弊病，而选用具有象征意味的诗化语言。可以说，电影《堡垒》既有真实的历史事件，又有谍战、悬疑等二次创作故事，还有一张一弛一明一暗的叙事策略，以及诸多巧妙的情节反转与年轻人青睐的影视语言，这种多元素交融的叙事形式无疑成为一部受年轻人喜爱的红色谍战类型的主旋律电影。
实际上，长期以来，对于文艺作品的文化意义问题，不同的美学流派有着相异的看法：有的美学流派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们将文艺与政治完全割裂开来，并试图庸俗化文艺创作的倾向性；有的美学流派提倡功利主义，他们在功利主义的羁绊中消解了文艺作品的价值。与其他美学流派不同，马克思主义美学一方面驳斥了形式主义、功利主义等审美倾向，另一方面它“揭露了艺术的党派性和政治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认为，文艺与政治之间有莫大的关联，一方面，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作品需要与政治有机结合，服务于政治；另一方面，文艺又能赋予政治以深刻、伟大的影响。不过，毛泽东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换句话说，我国的文艺应是整个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应服务于人民群众。需要注意，文艺作品虽然应体现政治审美观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要采用直接说教式的方法来表达。恩格斯就曾指出，“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可见，恩格斯并不主张赤裸裸地、急功近利地诉说政治思想，他强调政治思想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介入文艺作品。其实，高明的文艺创作者“总是尽最大可能地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以文艺审美来反映自己的政治观点。”在优秀的文艺作品中，欣赏者们甚至无法直接感受到它们的政治观点。显然，在不割裂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前提下，将文艺作品以审美的形式呈现是十分重要，也是特别必要的。
电影《堡垒》就是以审美的形式来表达“红色信仰”之主题的文艺佳作。近些年来，新主流电影日益引发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新主流电影的创作中，如何突破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套式和瓶颈，将个体命运与宏大叙事相结合，成功实现影视作品的主题表达，一直是影视创作者们在深思的问题。可喜的是，电影《堡垒》对新主流电影的创作与突破做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积极探索和尝试。《堡垒》在视听景观建构中，将“红色信仰”作为其核心创作底色，从而使作品的主题表达实现了对现实主义题材创作观念的有效突破。在红色信仰的主题表达中，《堡垒》以一种诗化、诗意化的艺术手法表现了对“红色信仰”价值意义的具体化呈现。对许多年轻观众而言，“红色信仰”这一主题可能会被视为一个抽象而又极具现实意义和象征性的概念，但是，电影《堡垒》则力图以“韶山五杰”的光辉事迹为支撑，并对“红色信仰”籍以诗意化的表达，为观众呈现出一幕幕清晰流畅而又具体可感的红色信仰景观。例如，影片中毛稼轩钢笔上雕刻的法文语句，无论是翻译成“那些少年，纵身跃下，击碎了星辰”，或者是译成“勇敢的少年可以触摸到星星”，都充满着诗意化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从叙事策略上来说，电影《堡垒》事实上成功实现了传统革命叙事策略与新时代历史语境相结合的创新和突破，它在展现传统革命叙事策略的基础上，通过对革命英雄故事的诗意化表达，实现了对观众的审美与情感的双重召唤。
在《堡垒》中，“红色信仰”的主题表达，主要体现在对于“红色信仰”的精神层面和思想层面的深入挖掘之中。在精神层面上，《堡垒》通过对英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诗意化处理，使其在表现形式上更加具有表现力和感染力。从人物塑造方面来看，《堡垒》将英雄人物塑造成了具有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人，而这种对于人物形象塑造的诗意化处理，是通过对英雄人物身上所具有的独立思想进行凝练化和诗意化呈现的方式来实现的。在思想层面上，《堡垒》的“红色信仰”主要体现为一种对信念、理想等思想层面价值观念的肯定和赞美。影片中，毛福轩、钟志申、庞叔侃、毛新梅、李耿侯五位党员同志怀抱着“以百姓心为心”的初心使命，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献给了中国革命。敌人穷凶极恶，但改变不了“韶山五杰”的赤胆忠心；死亡可以摧毁肉体，但信仰永世长存。他们的牺牲，正是共产党人大无畏气概的真实写照。可以说，在《堡垒》中，“红色信仰”不仅是一种“崇高信仰”或“革命理想”，也是一种在绝望处境中永不磨灭的光，更是一种将党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支撑力量。
